浏览量：0 2025-06-09 17:57:00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是刘勰对文学特质的凝练总结，霍俊明编选的《夜雨修书：陈超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书简》（以下简称《夜雨修书》）作为一部书信集，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与之相似，此书收录诗人、批评家陈超与一众学者、诗人、批评家朋友的往来信件共219封，书信文辞精粹，字里行间蕴含真切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学、历史图景。
陈超（1958-2014），诗人、诗歌评论家，曾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现代诗学、现代西方哲学。著有《生命诗学论稿》《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中国先锋诗歌论》《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等。图为2011年9月在韩国，诗人蓝蓝拍摄。
情切：尺牍里的精神温度
陈超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中提出：“我心目中的‘探索’诗，是那些展示个体生命和通过个体生命揭示生存的诗。”如果说诗歌是以艺术化的形式探索个体生存状态，那么《夜雨修书》则通过书信展现了这种“探索”背后的精神互动和灵魂共振。可以说，书信集里的每个字都带有写信人指尖的温度，对友情的真诚言说令这份温暖历经世事变迁而愈显珍贵。
陈超和友人之间的情谊首先是基于陈超的诗歌批评和学术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其中可见陈超为人所共识的品格。韩东在运河笔会上初见陈超便将其引为“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于坚对陈超“确确实实做事的精神”表示钦佩，欧阳江河读罢陈超的著作后深为其思想、情怀所感动，西川甚至直呼要为陈超“两肋插刀”。不难发现，以观点、派别而论，与陈超保持通信的许多诗人其实分属不同的诗歌群体，他们的诗歌观念是相互冲突的；有时，同一派别内部的不同个体在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矛盾。然而，他们都与陈超保持着长期且深入的交流，这不能不归因于陈超为人的坦诚和真率。
从更高层面来说，真诚的友谊应当追溯至真诚的思想，陈超的个人凝聚力根植于其诗学思想的包容性。对二元对立话语的努力平衡与深刻辨析，是陈超得以收获各方认可的重要原因。在《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的想象力之光》中，陈超敏锐地指出“第三代诗歌”作为“整体话语”破裂后的产物，内部存在复杂的差异，进而将“第三代诗歌”分为两种不同的范型——日常生命经验型和灵魂超越型，并对不同作品巨大分歧表象下的深层次共性予以充分关注。陈超对两类诗歌范型的各自优缺点的论述以及“历史想象力”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其诗学理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性和综合性，较之“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指称，其理论还彰显出尤为可贵的审慎态度和超越精神。毕竟，两派诗人的创作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以各具特色的写作方式和表达策略扩大了先锋诗歌的历史想象力，进而共同处理时代生活的噬心主题。
《夜雨修书》
作者：陈超 等
编者：霍俊明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
事信：褶皱处的历史图景
对友情的真切表达彰显了书信的个人性和私密性，这与书信文本的非虚构特质有关，而非虚构特质同时也使《夜雨修书》拥有较强的纪实性。诗人、学者、批评家们的往来信件不仅记录了诗歌面临的困境，更在不经意间反映出文学精神的转折。
中国当代诗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深刻的转型。80年代，先有朦胧诗对自由、人性的呼唤，后有“第三代诗人”以反叛的姿态解构宏大叙事、强调个体经验的书写；到了90年代，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蚀和理想主义的退潮，诗人和批评家开始重新思考文学的使命。正如陈超在“后新诗潮”研讨会上指出的，80年代的“怀疑主义”是认识论的，背后仍有价值安慰；而90年代的怀疑主义则上升为“本体论”。从理想主义到怀疑主义的转变既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剧变的影响，也体现了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路径。当然，这一转变并非全然消极的退守，因为90年代诗人并未放弃对“真”的追求，而是以反讽、碎片化叙事等方式来应对历史的复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夜雨修书》中的信件与夹杂其间的发行广告、订购说明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这些文字既见证了诗人在现实挤压下的精神困境，也揭示了他们用以对抗价值焦虑的多种策略，进而突显出90年代诗歌的精神底色——在怀疑中坚守，于喧哗中独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变迁的生动细节多为史籍所不载。借助《夜雨修书》中的信札，读者得以窥见藏匿于褶皱处的历史图景，切身体会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气息和时代思潮。
《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
作者：霍俊明
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8年8月
文粹：书信中的文学价值
陈超被众多诗人引为知音，诗人们在信中以纯粹、无功利的心态同陈超谈诗、论诗，其中不少信件涉及诗歌修改现象和创作者的诗学理念。这些书信由此具备重要的版本学和文学艺术价值。
作品修改与美学提炼在《夜雨修书》中多有显现。王家新因刊物擅自删改诗作而愤懑，于坚恢复被改坏的诗句原貌，黑大春指出版式错误对诗歌建筑美感的破坏，这些细节展现了诗人对创作的严谨态度。此外，更有诗人在信中附上诗作全文，与陈超进行交流。例如，王家新在信中附录的《帕斯捷尔纳克》《最后的营地》、欧阳江河手抄的《风筝火鸟》《哈姆雷特》等等。这些诗作与后来正式发表的版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从中可见诗人创作历程的转变。
陈超及友人们的诗学理念也渗透在书信当中，且可与文学史相互参照、印证或是进行补充。陈超对寇宗鄂诗作《悲剧的力量》展开的细读可谓生命诗学的典范实践：“生命的欣悦和‘平衡’，绝不是什么超逸、舒畅，而是一种尖锐的互否、拷问、作茧自缚。”（1990年5月1日陈超致寇宗鄂）这一评论直指诗歌内核的悖论性：生命的欣悦并非超然物外的轻盈，而是通过自我否定的张力实现动态平衡；“作茧自缚”也不是外在的牵制，而是诗人主动借助语言对生命的本质展开探询。对生命与语言交锋瞬间的体认，恰是陈超“生命诗学”的核心。又如，“非非”诗人周伦佑在信中谈道：“FF3期（理论专号）表明‘非非’理论从‘文化问题’向‘价值’的转移。……只有抓住价值，才抓住了文化的核心。”（1988年11月23日周伦佑致陈超）这一方面展现了“非非”诗人自我更新的努力，同时也暴露出他们“理论先行”而“创作滞后”的困境。今天看来，生命诗学恰可以回应“非非”诗人面临的问题——陈超倡导“及物性”写作，强调“从现实生存和生命的原动力出发迹写诗歌”，将个体生命的痛感转化为历史记忆的见证。这种诗学立场在新世纪依然获得持久的回响，直面苦难的“底层写作”便可看作是生命诗学的当代延伸。
尤为重要的是，私人信件中的诗学讨论往往比公开宣言更具复杂性与实践性。韩东自称“形式主义者”的剖白，看似呼应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实则具备更深刻的思辨色彩：“我设想的诗歌也许是一种不同的东西，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关系，不仅是语句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语句与事物间的关系。”（1989年12月24日韩东致陈超）这表明，韩东的诗学理念并非指向语言的自我封闭，而是强调通过语言重新建立诗人与世界对话的路径。他在90年代转向小说创作后提出：“你知道我仍然爱着诗，所以相信小说不过是这个时代里的一种史诗。史诗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这便是我的发现。”（1993年8月6日韩东致陈超）从这个意义上说，韩东创作重心的转移恰恰印证了其诗学观念的内在逻辑——形式的选择始终服务于对存在本质的探索。
《夜雨修书》在情感、历史、文学等多个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书中的信件再现了诗人、学者和批评家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交游图景，满含情谊的文字承载了时代转型期的个体记忆。恰如陈超在那首与书信集同题的诗作中所说，“今夜细雨如织/我正好给你复信/你知道我不大复信/尤其是在夏天//可是今晚雨丝缠绵/窗外响着好听的声音/我要给你复信/我要把心思抻得很长很长”。人们阅读陈超与朋友们的往来书简，进而获悉那一代人如何借书简打破孤独，如何用笔尖抵抗虚无，又如何在声声夜雨中修葺共同的精神屋宇。
书信在电子时代或许终将走向消亡，但温暖的情感和蓬勃的诗思永远不会衰老。
撰文/陈恩迪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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